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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申遗路 不懈追梦行 ——丹霞申遗背后的故事
更新时间:2011.06.20 浏览次数:
 
■采编/中山大学报记者 郑飞

    巴西时间2010年8月1日18时,在经过长达50分钟的唇枪舌战之后,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敲下锤子,宣告中国丹霞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时,坐在前排代表席的团长师淑云,副团长李如生、方茂田,遗产专家梁永宁教授和专家组长彭华教授含泪接受各国代表的热情祝贺。坐在后排的中国丹霞申遗代表团的大部队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叫,大家相拥而泣。八十多年的学脉承续,四代学者的兢兢业业,让中国丹霞走向世界的梦想成为现实!
  这次申遗入选的遗产地,包括贵州赤水、福建泰宁、湖南崀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浙江江郎山,分别构建了丹霞地貌从青年早期到老年晚期的地貌演化系列和不同发育阶段的综合景观系列,讲述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故事,被建设部称为中国申遗史上参加单位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也最困难的申报工程,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专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系列申报项目。
  为了了解申遗背后曲折而感人的故事,记者专访了中国丹霞地貌研究第四代掌门人、中国丹霞申遗专家组组长———我校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彭华教授。
  
    丹霞情结:中大学者的丹霞梦在他手中实现

    “世界上很少地方能像丹霞一样,单单名字就已经充满了引人遐思的美丽。”

    丹霞山区原名韶石,据说由舜帝南巡时命名。古时候丹霞山是韶石一部分,只限于北部的一个山峰,取“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之意,称丹霞山。现在的丹霞山是指整个丹霞山风景名胜区。一个国际知名的新加坡华人作家曾经说过:“世界上很少地方能像丹霞一样,单单名字就已经充满了引人遐思的美丽。”
  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与这个美丽名字的故事则发生在地球科学领域。将丹霞作为一类独特的地质地貌名称,始于上世纪20年代后期。1928年,当时在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冯景兰先生等将构成广东丹霞山的红色地层及粤北相应地层命名为“丹霞层”。1939年,中山大学的陈国达先生首次使用了“丹霞地形”的术语。对此命名,彭老师如此解释:“这种命名法是国际上通用的依发现地或首次研究地的地理名称命名的,符合地层、地质遗迹和地貌类型的命名原则。”很快,丹霞层、丹霞地形的概念便被沿用下来。之后经中大的吴尚时教授、曾昭璇教授等继续研究,逐渐形成学科。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黄进教授30年如一日,考察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800处丹霞地貌,并将丹霞地貌的研究在全国推开。
  进入21世纪,丹霞地貌研究的担子落到彭华教授身上。谈到十几年来推动丹霞地貌国际化的坚持,彭老师感慨地说:“中国的丹霞地貌已经研究了80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始终不为国际学术界所认知,你不觉得很遗憾吗?目前世界上不仅没有专门的丹霞研究,就是红层地貌和砂岩地貌的研究也非常薄弱,中国的研究为什么不能引领世界?”
  然而,丹霞研究本是学术界的事,何以要通过“申遗”的形式来实现呢?彭老师如此解释:“一个学科或一项成果的推广可以有多种途径,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著;召开国际会议则是一种快速而有效的途径;中国丹霞具有世界遗产素质,如果能够推动申遗,将可能加速这个过程,并形成多赢的结果。事实说明,这个路子是正确的。”
    驾驭全局:丹霞走出国门的道路坎坷不平
    “回避和搁置内部争议,搁置理论探讨,一切从客观价值出发,在国际上的红层或砂岩地貌的科学框架之下,阐述中国丹霞的突出普遍价值。”
    回顾申遗历程,彭老师感慨万千:“丹霞申遗从一开始就充满困难。首先是来自国内的质疑,丹霞地貌能不能走出国门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丹霞地貌还不具备走向世界的条件,丹霞地貌的概念和定义在国内就不统一,丹霞地貌的理论也不成熟。和许多其他遗产申报项目相比,在一些学者和官员眼中,丹霞不被看好,甚至在申遗过程中还有人‘搅局’。但是如果等到统一了意见再出国,那可能一直都走不出去。国际上的研究没有哪一个科学现象是研究成熟了才公布的,而是有计划、有行动或有阶段性成果都会公布,这样才能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参与。”
  而作为申遗的技术总负责人,彭华教授能不能顶住各方的压力,关乎申遗的成败。彭教授说:“在由六省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内部,一开始也存在分歧,但我的对策是:回避和搁置内部争议,搁置理论探讨,一切从客观价值出发,在国际上的红层或砂岩地貌的科学框架之下,阐述中国丹霞的突出普遍价值。专家组内部达成共识,我们才可能‘一致对外’。”
  据彭老师介绍,在申遗论证阶段受中国邀请的30多位国际咨询专家在一开始都存在质疑,但凡考察过丹霞的专家,最后都被说服了。彭教授举例说,国际上最权威的砂岩地貌专家团队成员、卧龙岗大学教授罗伯特·扬的博士罗伯特·瑞(卧龙岗大学教授)在他们的第二版《砂岩地貌》专著中曾大面积地引用和介绍了彭教授的论著中关于丹霞地貌分类、特征、发育条件和演化阶段的内容。而他们在考察中国丹霞之前也是心存质疑的。“当我们还在争论丹霞地貌的概念和走出国门的时机的时候,国际上已经在引用我们的成果,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这说明了什么呢?”彭老师的话语中透出隐隐的悲哀。
  虽然丹霞申遗过程困难重重,但真正的学术不怕质疑,观点的碰撞往往能够迸发思想的光芒。中国丹霞申遗最初起名为“中国丹霞地貌”,而在一次论证会上,这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名字却受到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专家克里斯·伍德和保罗·丁沃的质疑。他们认为“丹霞地貌”只是中国学者的命名,尚未被国际认可,而且地貌的概念比较狭窄,建议改为“丹霞景观”。当时,彭教授如此回应:“丹霞景观淡化了丹霞地貌的地球科学内涵,我不同意使用这个名称。而正如‘喀斯特’而不一定要称为‘喀斯特地貌’,‘中国丹霞地貌’可改为‘中国丹霞’。这个名字既包含了地貌类型,又富有意境美的综合景观,也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因此“中国丹霞”作为系列的总名称便被定了下来。
    晴天霹雳:申遗遭遇“Defer”
  
    “做最好的努力,坚决反击,因为他们的报告不仅有太多的事实性错误,而且还有对我们非常有利的肯定;做最坏的准备,大不了推迟,因为他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否定。”
  作为中国申遗史上最困难的申遗项目,中国丹霞走出中国已属不易,“国内的提名竞争本身就非常激烈,准备不成熟就是一锅夹生饭,中国丹霞能够成为2009年国家提名是经过国内外专家认真论证后才走出去的”,彭华教授对其中的艰辛深有体会。
  面对国内国际接连不断的质疑声音,彭华教授主持的专家组力排众议,顺利通过了“国门关”、“初审关”和“检查关”。当专家组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申遗之路的最大困难却骤然降临,那就是来自于世界遗产技术咨询机构IUCN的整体否定。
  2010年6月2日,中国政府接到世界遗产中心转达的IUCN最终评估报告,中国丹霞项目被“Defers”,这意味着中国丹霞项目还不能达到世界遗产的要求,需要重新论证、重新申报。这个报告如晴天霹雳般给了专家组沉重的一击。“太突然了,尽管已经听说了一些不利的消息,但看到报告时我大脑一片空白,接着就是困惑与气愤,报告里面充斥着学术歧视和故意刁难。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颓废,必须准备反击!于是我开始反复琢磨报告的每一句话。你知道,哪怕就是拖一年,对六省六地、对专家组意味着什么?会不会真的有人疯了?”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初的感受,彭华教授仍然难以平静。“那个时候,每个提名地都迷茫地看着我,邮件、QQ、短信、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我的回答只能是:做最好的努力,坚决反击,因为他们的报告不仅有太多的事实性错误,而且还有对我们非常有利的肯定;做最坏的准备,大不了推迟,因为他们并没有根本性的否定。”


    据理力争:实现全面翻盘
    申遗不是纯学术PK,而是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是制胜的保障。
    IUCN作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技术咨询机构之一,历来以“苛刻”著称。据彭老师说,IUCN评估肯定的申报项目百分之百能通过;IUCN评估否定的项目,可能95%以上的不能通过。有了如此强硬的对手,中国丹霞的“翻身之战”,注定荆棘密布。
  专家组知道,要想实现全面翻盘,就必须指出IUCN的评价确实不当,就要指出其评估报告中存在“事实性错误”,从根本上推翻他们的评估结论。这是《实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赋予缔约国的权力。“我们要拿他们的事实性错误,提交给大会主席、世界遗产中心、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希望他们认识评估报告的不当,理解和支持中国丹霞项目。而对于IUCN,我们并不指望他们的代表修改报告或改变立场,因为他们任何个人都不能改变集体作出的结论,但我们希望能够软化IUCN的态度。”彭老师诙谐地说:“我这个阶段的工作就是为反击准备足够的弹药。”
  说起反击IUCN的“弹药”,彭老师颇感自豪:“评估报告对中国丹霞提名的评估结论自相矛盾。一方面认为丹霞系列不满足相关标准;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丹霞‘具有在地球科学方面的突出普遍价值’,‘其中一些组成地满足标准vii、viii条标准,具有构成一个可行的系列提名的潜力’,这就是IUCN自己否定了其所作出的整体‘Defer’的结论。利用评估报告中对我们有利的评价来反击他们是最有力的。”而IUCN对中国丹霞申遗项目的简单否定,让彭老师感到不平:“IUCN的评估报告认为我们的‘国际对比不充分’,他们选择了四个案例来否定中国丹霞的对比价值,而恰恰这些案例都在我们的对比范围之内;并且他们选错了类型,拿干旱区案例来否定湿润区的中国丹霞,拿个别点来否定一个系列,这是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
  申遗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国际阻力和最后的全面翻盘,让彭老师深刻体会到,申遗不是纯学术PK,而是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是制胜的保障。“倘若没有国家的支持,要与有关人员和机构对话是不可能的。在世界遗产大会之前,经国务院批准,建设部、教育部、中国丹霞申遗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远赴巴黎和日内瓦,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IUCN总部及主要成员国驻教科文组织的代表陈述并提交相关说明材料,与有关的官员和专家密集接触和交流,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这次欧洲之行的唯一专家,彭老师夜以继日地准备了四大本60多万字的“弹药”,以备不时之需。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前副部长章新胜提前约彭老师进京,研讨每一个细节,制定反击策略,在彭老师的“弹药库”中寻找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再根据章部长的意见,浓缩、加强弹药的威力。彭老师说:“章部长挑选武器的能力太强了,当遇到难对付的对手的时候,他就会让我拿出某个对号的武器来,很快就扭转局面。”这次欧洲之行,为反击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欧洲回来到参加巴西世界遗产大会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根据欧洲活动期间的经验和章部长的要求,彭老师继续准备在巴西会议上使用的简化资料。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继续与IUCN专家、各国代表与专家进行交流,派发资料,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委员国的支持。回想起这段经历,彭老师最想说的是:“感谢国家。”
  说到这里,彭老师特地做了一个交待:“不是IUCN专家草包,他们都是国际上一流的专家。问题是,IUCN评估操作采取回避制,即凡是我们邀请过的了解中国丹霞的专家不能参加最终讨论;世界上的红层地貌研究非常薄弱,参与检查评估的专家和15个案头评估专家不熟悉丹霞或红层地貌;何况中国丹霞那么大的一个项目,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评估,出现一些错误是难免的,这是我们反击成功的技术要害。”
  
    资深专家说他:“无知者无畏”
  “特别是去欧洲和巴西的时候,由于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临行总有一种远涉重洋,为国而战的壮怀。”
    身为中国丹霞申遗项目专家组组长,彭华教授在整个申遗过程中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他说:“特别是去欧洲和巴西的时候,由于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临行总有一种远涉重洋,为国而战的壮怀,如果不是亲历其中,是不可能感受到的。”曾经成功主持过云南三江并流和南方喀斯特两个申遗项目、作为中国申遗专家代表10次参加世界遗产大会,并作为这次丹霞申遗的咨询组组长的昆明理工大学梁永宁教授曾经如此感叹:“申遗不是人干的活!专家组组长更不是人干的活!下辈子都不干了!”彭老师是主持六个提名地的工作(原先是九个),其工作量可想而知,为此,梁永宁教授曾说彭老师:“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九个提名地的活你也敢干!”他还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说这叫无知者无畏”,彭华教授当时对这句话一笑置之。而在申遗成功后,深切体会到其中艰辛的彭老师对梁教授坦言:“你当时说的那句‘无知者无畏’,曾经让我耿耿于怀,现在回过头来看,这话一点也不过分。”
  彭老师回国后,深知老师这几年艰辛的学生们为他举行了一个聚会。会上,组织者要求每个人写几句感言。学生们发自肺腑而又朴素真实的话语让彭老师深为感动。说起这件事,彭老师眼中充盈着泪光。而令彭老师感动的,还有家人一直以来的默默支持,在林木声副省长中大答谢座谈会上,彭老师的汇报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因为申遗而给我的妻子和女儿带来的诸多困扰、担忧、焦虑与惊恐表示歉意!”
  这一句句平淡的话语,蕴含了多少焦虑、多少艰辛,只有亲历其中的人才能知晓。当丹霞申遗已渐行渐远,我们不该忘记的,除了成功一刻的辉煌,还有申遗背后那交织着汗水与激情的故事。因为,正是这无数个日夜的埋头,才酿成那一刻的昂首。
     “中国丹霞”申遗进程

    1993年的第一届旅游地貌会议上,彭华教授提出的“召开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丹霞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等建议被作为大会文件通过;
    1999年,再次撰文认为,中国丹霞地貌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近期应向国外广泛介绍中国丹霞,争取5-10年内组织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0年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丹霞地貌专著《中国丹霞地貌及其研究进展》,在当年南京的国际地貌学家协会专题会议上,首次向国际同行介绍了丹霞地貌;
    2003年他主持了丹霞山以“丹霞地貌类”申报世界地质公园,丹霞地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地科联的认可;
    2004年的首届世界地质公园大会上,再次推出了中英文对照版的《中国红石公园———丹霞山》,并在大会上介绍中国丹霞地貌研究进展;
    2006年以来作为“中国丹霞”申报世界遗产专家组组长,不失时机地广泛接触和联络国际同行参与中国丹霞的申遗论证;
    2009年一手操办了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中国丹霞申遗形成强有力的学术支持;同年,在国际地貌学家协会第七届大会上,批准成立了丹霞地貌工作组,标志着丹霞地貌走进国际地貌学最高学术殿堂;
    2010年8月1日,中国丹霞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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